【法律专栏】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如何主张惩罚性赔偿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主张惩罚性赔偿需满足以下条件：

1、恶意实施侵权行为：原告需证明被告故意侵害其知识产权，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了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的因素，即被侵害知识产权客体类型、权利状态和相关产品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该条第二款对具有侵权故意的典型情形进行了列举：“对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一）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二）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的；（三）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四）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五）被告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六）其他可以认定为故意的情形。

2、情节严重：该解释第四条规定，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因素，对侵害知识产权情节的严重程度进行认定。被告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二）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三）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四）拒不履行保全裁定；（五）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六）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七）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该解释第五条规定，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若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计算的，法院依法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法院依法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原告的主张和证据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第六条规定，法院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行政罚款或者刑事罚金且执行完毕，被告主张减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确定前款所称倍数时可以综合考虑。

“卡波案”在最高法《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2021年3月3月生效）发布之前作为指导性案例公布，作为二审主审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主要基于安徽纽曼公司的如下两种行为，对其恶意侵权的主观要件及严重侵权情节作出判定，作出法定顶格惩罚性赔偿的判决：一是该司在其前法定代表人刘某因侵犯商业秘密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相关生产工艺、流程及设备涉嫌侵害权利人技术秘密后，仍未停止生产，产品销售范围多至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二是该司在案件一审阶段实施了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相关会计账册和原始凭证的举证妨碍行为，在一审判决之后亦未停止侵权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提炼出“卡波案”所创设的适用顶格惩罚性赔偿的裁判规则，即“直接故意+完全以侵权为业+侵权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损失或获利巨大+举证妨碍=五倍惩罚性赔偿”。

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专精特新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更为具体的策略：

1、详细举证侵权行为：正如“卡波案”中原告广州天赐公司所展示的，企业应详细记录侵权行为的每一个环节，包括侵权者获取商业秘密的方式、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等，还提供了包括海关数据在内的证据，证明了安徽纽曼公司的出口规模和获利情况，以初步证明侵权行为产生的经济利益。

2、评估侵权严重性：企业需要对侵权行为的严重性进行全面评估，包括侵权行为对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市场影响以及对企业商誉的损害。在“卡波案”中，法院正是基于侵权行为的规模、持续时间和获利金额来认定情节的严重性。

3、及时采取法律行动：一旦发现侵权行为，企业应立即采取法律行动，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临时禁令、提起民事诉讼等。在“卡波案”中，天赐公司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4、明确惩罚性赔偿请求：在起诉书中，企业应明确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请求，并详细说明请求的计算基础和倍数。在“卡波案”中，天赐公司明确请求了惩罚性赔偿，并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5、以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支持请求：企业应重视最高法《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及相关典型案例创设的裁判规则，确保其诉讼请求完整。